蔬菜安全十年轮回

摘录自：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10年05月14日09:42

http://news.sina.com.cn/c/sd/2010-05-14/094220271651.shtml

作者：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实习生 袁端端 发自杭州 广州

　　在没有良好的农药监管体制，没有合理的管理制度之下，过去十年，中国始终处于食品安全的困扰之中。

　　毒影笼罩

　　虽然官方数据屡次证明中国的食品安全改善明显，但层出不穷的有毒蔬菜事件，依然让人们不得不以另类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安。

　　除了走俏沪上的“果蔬盆栽”——从农场“认领”土地，自己播种瓜果蔬菜的种子，不施肥、纯绿色，从长沙到上海，从广州到哈尔滨，原本流行于网络的游戏“开心农场”，2010年春节过后正以新兴产业的形式兴起于现实中国。

　　“毒”蔬菜危机显然为产业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信心。在4月的海南“毒豇豆”和青岛“毒韭菜”事件双双爆发后，投资者加大了自我宣传力度，报名一度火热。

　　“比起市场上买的，我们吃的都是在农场里亲手种的，更加绿色安全，吃起来比较放心。”浙江临安的一位“开心农场”种植参与者说。

　　过去的十年内，中国始终处在有毒食品的阴影笼罩下。现在有据可查的是1999年5月23日，中山市沙朗镇28位民工因食用高毒通心菜险些丧命。

　　“封存、彻查”，成为官员面对此类事件的第一反应。

　　2000年“肥仔米”——包含一类致癌物黄曲霉毒素的过期大米——事件后，全国各工商所被动员起来追查其去向。而2001年毒菜事件后，长沙在重点农贸市场、大型超级市场设立无公害蔬菜销售专柜和专卖店。

　　一年后，南京秦淮区副区长一家中毒后，区里甚至给每个农贸市场配备了一台检测机，组织专人夜查猪肉，早查蔬菜和豆制品，以杜绝有毒蔬菜混进市场。

　　2004年8月9日，卫生部紧急参照欧盟制定标准，批准黄花菜中使用焦亚硫酸钠和硫磺等两种食品添加剂，结束了黄花菜无标准生产的历史。

　　但所有这些，都是“报道出来以后，政府部门感觉有问题了，搞得一阵风。”浙江大学副教授吴加伦评价说。

　　风过尽、愈难禁。以瘦肉精为例，在2001年广东河源484名市民食肉中毒后，曾掀起全国彻查的运动。但随后几年的频发依然给了乐观的人们当头一棒。

　　仅以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案例显示，2005年，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黄金校区就发生一起75名因食用含瘦肉精的牛肉而引起的集体化学性食物中毒。 2006年8月14日，广东惠州惠城区河南岸一间小五金厂，5名工人因吃了瘦肉精超标1000倍的猪肝而引起中毒。2008年11月浙江嘉兴中茂塑胶实业 有限公司70名员工在午饭后开始出现手脚发麻、心率加快、呕吐等症状。出现症状的员工，都吃了红烧大肉。一查原因，罪魁祸首依然是“瘦肉精”。

　　“违法私了，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。很多猪场使用了瘦肉精，后来却什么事情都没有。”广东一位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透露。

　　农药超标背后的“治乱循环”

　　十年回溯，中国的食品安全似乎正陷入“治乱循环”的怪圈。以今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蔬菜农药超标为例，浙江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副教授吴加伦说，国内毒蔬菜事件屡发，主要在于农药滥用。但相较美国农残超标比例常在2%至4%之间的水平，中国的蔬菜农残超标显然并不正常。“按规定，农药必须实行登记制度。登记在哪个作物上，才能在哪个作物上用。”吴加伦介绍说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菜农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张冠李戴。“登记在限定作物上，往往用在别的作物上。一些用于谷类的高毒农药由于杀虫能力更强，往往就被滥用于蔬菜上。”

　　以大家耳熟能详的甲胺磷为例，它实际仅登记于水稻使用上，但农民拿到手很方便，就用到蔬菜上，就容易酿致“毒蔬菜”悲剧。“它对蔬菜的虫害效果很好，价格便宜、工艺简单，每个县的农药厂都能生产，导致使用的管理上失控。”

　　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介绍，如韭菜本应使用乐斯本这种低毒、低残留杀虫剂，但无良的种植者却经常使用3911这种被禁止用于 蔬果作物的低成本高毒杀虫剂。“剧毒农药，要跟枪支弹药一样管起来。农药生产厂家，要像管理人民币印刷厂一样管理。枪支弹药能管好，食品安全怎么会管不 好？”金长诘问道。

　　失控正跟中国本身的管理体系有关。吴加伦批评说，与多头并出的中国体系相比，美国管农药的只有三个部门，分工明确：环保局，主要管农药的注册登记、安全使用最大残限的标准制定，开发农药残留的分析方法；农业部，专门有一个部门，专门做国内的残留抽样；FDA，则做国际和州之间的进出口检测。三部 门工作协调，分工明确。而相形之下，中国的农药使用几乎毫无控制和限制，什么人都能去买。除了没有相关知识，农民“即使知道，没有约束，也很难考虑后果”。

　　“这就像你在家里，门窗关得很好，他不一定进来；如果门窗打开，就是一种诱惑，管理者也有责任。”长期关注食品安全机制的杭州市市场协会副会长金长说。

　　吴加伦认为，虽然中国这几年一直建立检测体系，但问题依然很多，“一是技术人员达不到这个水平，二是检测成本比较高。蔬菜价格比较低，在现有收费制度下，即使有经费买设备，也没经费来做。”“政府确实很难管，但不是不能管。”吴加伦说，例如台湾的农会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追溯系统，农会对村里农药的购买都设了账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就能查到谁用了药。“如果海南毒豇豆事件发生在台湾，谁用了，谁买了农药都能查到。”

　　缺乏预防体系是一个大问题。吴加伦说，“苏丹红等事件，均是事后管理。而以美国FDA为例，它就曾在四个超市的人参样品中发现农药超标，随后马上起草法令，要求进口的人参一定要做农残检测，并将检测灵敏度提高10倍。”

　　而在德国，政府还专门设立独立机构，每年由财政出资，“先公布年度报告，公开黑名单，然后引起政府重视，提高预防。”“如果我们真的吸收好的经验来做，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好的话，最起码，（食品安全）可以得到基本保障。“金长说。